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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随着欧洲著名符号学家和小说家翁贝托・埃科的来华访问,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畅销小说《波多里诺》,拉开了规模宏大的埃科作品系列的出版计划。记者就埃科著作的系统出版,以及《波多里

  诺》的翻译,采访了主持引进和译介埃科作品系列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赵武平先生。

  记者:埃科是当代意大利最重要的学者型作家,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其他出版社已经零星出版了他的作品之后,全面推出他的作品,在翻译和图书出版设计上,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赵武平:埃科最早进入中国是在80年代中后期,他的学术著作《符号学原理》、《符号学与语言哲学》和《诠释与过度诠释》先后翻译出版,小说成名作《玫瑰的名字》甚至有多个译本。但是,埃科在语言学、美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上的杰出贡献,影响限于高端学术领域。他作为杰出小说家的社会政治责任意识、人文精神吁求,以及风格独具的文学成就,人们的认识更多限于报刊介绍,系统阅读和理解的条件并不成熟。这也就是译文出版社三年前联系意大利RCS出版集团,同时联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郑重邀请国内权威意大利文学专家,共同推出埃科作品系列中文版的起因。

  根据先前的协议,上海译文出版社取得埃科所有重要文学作品版权,其中包括翻译成40种语言、行销1600多万册的《玫瑰的名字》,他最具文体试验创新特质的小说《昨日之岛》,以埃科童年生活为背景的《傅科摆》,他进入新世纪之后最新的小说力作《波多里诺》和《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以及他的学术代表作《康德和鸭嘴兽》和人文思想随笔集《密涅瓦火柴盒》。

  记者:为什么配合埃科的访华,首先出版的是《波多里诺》,而不是他最负盛名的《玫瑰的名字》?

  赵武平:最先出版《波多里诺》,而不是《玫瑰的名字》,更多是翻译版权限制的原因。由于《玫瑰的名字》要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短期之内并不能很快推出。

  签约的时候,《波多里诺》刚出版并且在欧美引起极大轰动,所以就想到优先出版,况且他的其他作品也已经出版过英文转译本了。欧美批评家普遍认为,这是埃科匠心独运的一部经典之作。相较《玫瑰的名字》而言,《波多里诺》所讲书的故事更世俗化,更容易为读者赏识,尽管很多读者是通过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经典电影《玫瑰的名字》初次认识埃科的。

  记者:与台湾曾出版的繁体版相比,简体版的《波多里诺》有什么不同?

  台湾和国内学界,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专有名词的阐释和翻译,所采用的标准和译法存在区别,简体字版参照国内的学术标准进行了相应调整。举例来说,埃科引用欧洲中古历史传说,构思了寻找祭司王约翰的情节。这个传奇人物在遥远的东方,统治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兵力强盛,无可匹敌,远征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期望与他联盟,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大支柱。台湾译本把这个人物翻译成“吉欧瓦尼教士”,而译文版改成了国内历史学界熟知的“祭司王约翰”(亦译“长老约翰”)。诸如此类的校订,新的版本中还有一些,比如爱尔兰的古称改作“海伯尼亚”(繁体版为“希班尼亚”)等。

  记者:有读者反映,开始读《波多里诺》,会产生一种不知所云、读不下去的感觉。对此,你怎么看?

  赵武平:确实,每隔六到八年才会创作一部新小说的埃科,对于每一部作品的艺术追求都不同;文体和叙述技巧上的创新,更是各有差别,《波多里诺》尤其如此。埃科写作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完全是一部类似《十日谈》或《堂吉诃德》式的中世纪流浪汉冒险长篇小说,但实质上仍然是他对“历史,真相,模糊和叙述可能性”等永恒迷案的继续探索。他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说过,《波多里诺》的开头的确会让没有耐心的读者感到“乏味,甚至不安”,然而一旦读者克服或者暂时绕过这个障碍,肯定就会产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妙感受。也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所说,“小说包含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故事,委实让人眼花缭乱,读者也不禁想知道这些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但故事本身的迤逦色彩和错综复杂的关系足以使读者经历一次愉快的阅读之旅,而我们也仿佛看到埃科自己也因为想象读者在读《波多里诺》时所感受到的愉快而欣喜不已”。

  至于说作品的可读性,我相信,通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会同意批评家莫勒・鲁宾的好评:“这是埃科迄今为止最轻松和最具喜剧性的一部作品。《波多里诺》非常有意义,涉及战争与和平,信仰与怀疑,虚幻与真实,以及爱情的神秘:埃科将这些主题轻松糅合在小说中,展现各个主题的深度。”

  记者:这次系统翻译的总体追求是什么,为什么把以前通常用的艾柯改成了埃科?

  赵武平:译文版埃科作品译者,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意大利语专家学者。正在翻译《玫瑰的名字》的沈萼梅教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权威学者,译过《无辜者》、《罗马女人》、《利比亚沙漠》、《一个女贼的回忆》、《罗马故事》等名著;《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译者是以《十日谈》、《耶路撒冷的解放》和《在路上》的翻译闻名读书界的新华社高级编辑、翻译名家王永年先生;翻译《昨日之岛》、《傅科摆》的刘月樵和郭世琮二位,分别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资深编辑,和外交部意大利问题专家、中国驻米兰前总领事。

  作者名字在80年代已译成“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等书中文版署名即可证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人名的翻译上,一贯遵守“名从主人”的原则,也就是所有人名的翻译,都是按照作者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原本读音翻译。这次定名“翁贝托・埃科”,是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后确定的。

  记者:译文社还买断了埃科其他重要作品的版权,你觉得将埃科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有什么意义?

  赵武平:埃科的身份太过复杂――学者、编辑、电视主持人、文化批评家、美学家、符号学家,要想完整接受和理解这样一个所谓“当代达・芬奇”式的文学巨匠,我想系统翻译出版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埃科执教于波洛尼亚大学,但又是能写畅销小说的大学问家。他早年曾研究法学和历史,精通中世纪历史和文学,然而他又对大众流行文化情有独钟,能在神乎其神的学术象牙塔与众声喧哗的俗世流行文化间纵横驰骋,实在是让人们叹为观止的罕见现象。像这样一位博学多识、随时求取创新,既能受到学术精英推崇,同时又能赢得广大普通读者钟情的学者型作家,不仅在欧美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各界文化热爱者特别需要关注、阅读和欣赏的,这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当今繁复多变的世界,尤其具有实在的意义。